从蒋介石三次“押宝外交”的失败谈国家治理的格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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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有过三次“押宝外交”，而且，还都押错了，落得个不尴不尬、灰头土脸。
第一次是在1948年。这一年美国总统大选。共和党候选人是杜威，民主党候选人是在任总统杜鲁门。杜鲁门虽然是在任总统，但他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在任上去世而上位的副总统，根基不算牢靠。两党各有优势，一时难分上下。
蒋介石决定押一宝。杜威是胡适在美留学时的老师。蒋介石觉得这层关系可以利用，希望杜威能胜出，于是便派陈立夫携带巨款去美国帮助杜威竞选。
宝押错。大选的胜者是杜鲁门。
对蒋介石支持杜威的行为，杜鲁门当然知道，而且不会高兴。当选之后，杜鲁门立刻宣布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，发表《美国对华外交白皮书》，实际上就是宣布了“弃蒋政策”。
蒋介石一看慌了，赶紧派宋美龄赴美拜见杜鲁门，求情说好话。但覆水难收，杜鲁门已经被得罪了。宋美龄好话说一堆，根本没用。后来，杜鲁门在私下还大骂：蒋介石集团的人都是贼，没有一个不是贼。
美国不再大力援助，加速了蒋介石在大陆的溃败。
第二次是1960年，也是美国大选。这一年双方分别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和民主党的肯尼迪。尼克松是死硬反共分子，并且主张帮助蒋介石协防金门、马祖。肯尼迪则表示反对。
蒋介石当然希望尼克松能胜出，指令在美国的孔祥熙组织华侨支持尼克松。这一宝又押错了。肯尼迪在大选中胜出。
事后，当时的“中华民国驻美大使”顾维钧奉命向肯尼迪解释并表示歉意。肯尼迪的回答很妙：“我可以原谅，但不会忘记”。
肯尼迪果然没有忘记。1960年代初，大陆遭遇严重经济困难，中苏关系也极端恶化。蒋介石想要趁机反攻大陆，派蒋经国到美国争取支持。肯尼迪明确表示反对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也就此成为泡影。
两次插手美国大选押宝，都押错了宝，并且得罪了当选总统，但蒋介石还是不肯放弃“押宝外交”的作风，到1972年，又来了第三次。
这次是日本国会大选。本来，福田纠夫成为首相的希望很大，因为刚刚卸任的佐藤荣作首相支持他。蒋介石一看，决定也大力支持福田纠夫，打算抱上这个粗腿，派出在日本政商界很有人脉关系的辜振甫等人赴日为福田纠夫站台。没想到，田中角荣击败了福田，成为日本首相。
和杜鲁门一样，对蒋介石插手支持自己的对手，田中角荣非常清楚并且不满。一上台，他就毫不客气地宣布和台湾断交，并很快宣布和大陆建交，声明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”，在外交上给蒋介石来了沉重一击。
当然，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打内战、禁止蒋介石反攻大陆、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三件大事，都有更广泛的背景和更大的原因，并不仅仅是因为蒋介石在外交上押错了宝。
从另一个方面说，蒋介石押错了宝，也有一定偶然性。他也有可能押对宝。如果他押对了，赌赢了，很可能得到不少好处。那么，押宝外交是对是错呢？
其实，问题的重点在于，外交押宝这种行为本身，就反映出蒋介石政府的一个致命缺陷，那就是喜欢找捷径、抄近路，不肯老老实实夯实基础打造真正实力。在外交上，就表现为，对盟国有很强的依赖心理，缺少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精神。
如果是一个小国，这个缺陷或许还无所谓，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，以这种方式搞外交，必定处处被动，狼狈不堪。
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政府对美国，和新中国对苏联的态度。
在实力不足的时候，寻求外界支持和帮助，这无可厚非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。并且，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上来说，苏共和中共之间，在共产国际内是上下级关系。
虽然如此，在苏区时期，中共对苏共的命令固然服从，但并不是惟命是从。实际上，王明等错误路线所主张的，就是对苏共惟命是从，全盘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。这已经被证明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。中国的事情，必须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来办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外交上制定了“一边倒”的方针，也就是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。苏联也给中国提供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和导弹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支持。虽然如此，对苏联提出的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，比如长波电台、联合舰队等等，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拒绝。中国需要也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援和帮助，但绝不能以丧失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为代价。
正是因为中国这种“不驯服”的态度，中苏关系最终濒于破裂。曾经的亲密盟友几乎大打出手。表面上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，付出了很多代价，但从整体上看，中国收获更多，因为中国保持了和大国地位相称的独立自主，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反观蒋介石政府，一直高度依赖美国，不但接受美国的军事、经济援助，甚至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人身上。后来为了打赢内战，不惜和美国签订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，向美国让出了大量的中国主权，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，中国则成了美国经济上的殖民地。
不得不说，这就是蒋介石一贯的抄捷径、走近路的思维方式的体现。
蒋介石集团的根基在江浙地区。江浙地区，工商业发达，蒋介石本人早年也在证券交易所干过。由于这些原因，蒋介石政权被打上了深深的“商业”“交易”烙印，总是习惯于通过交换、交易来解决问题，追求成本最小化，收益最大化，而极力避免下苦功夫、笨功夫。
张学良东北易帜，民国实现了统一，但这个统一，只是表面上的。为了促成张学良易帜，蒋介石有大量幕后操作，并且让张学良成为国家的第二把手。但实际上，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把东北纳入国家，国家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。
结果就是，东北被日本人轻易侵占，而张学良则用西安事变告诉蒋介石，他这个第二把手对第一把手的真实想法是什么。
在中原大战等军阀战争中，蒋介石都热衷于使用收买地方将领等“代价小收益大”的办法。表面上看，这些办法很成功，蒋介石因此一步步打败了其他军阀，成为全国最高领导人，可实际上呢？中华民国离真正的统一和一体化相差很远。阎锡山、桂系、马家军、盛世才、龙云等军阀的地盘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王国。新中国时，中央一声令下，八大军区司令员立即对调，各位司令员拎包就走。蒋介石能一声令下，让阎锡山和白崇禧对调么？
蒋介石的政治操作充分显示了一个道理：商业思维固然重要，但绝不能用于国家政治。商业思维热衷于低投入高产出，成本越低越好，收益越高越好，且只算经济账，不考虑更多。能用一文钱办到的事情，绝不用两文钱。
这种思维如果用于经营公司，很好，但如果用于管理国家，就会非常荒唐。国家政治，该下的功夫，该承担的成本，绝不能回避，并且，不能只考虑经济收益，还要考虑社会整合、人民愿望、国家未来等大量无法精确量化的指标。为此，不但需要政治家有极高的政治智慧，还要求政治家有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。
和蒋介石热衷于搞“押宝外交”不同，新中国在外交上处处表现出固执，光明正大，不做小动作和阴谋，埋头努力，积累和打造自己的真实力。
杜鲁门为什么大骂蒋介石集团“都是贼，没有一个不是”，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他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杜鲁门亲眼看见，大量美国援助落入了国民党大小贪官污吏的腰包，美国人虽然有钱，但也不愿意当冤大头。
苏联为什么给中国提供156个工业项目，帮助中国打造工业体系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抗美援朝中表现英勇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包括抗美援朝在内的种种事实，苏联人看到了，新中国完全有能力、有条件接受苏联的援助，能把那些工厂建设好、管理好。苏联的援助，不会像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那样被贪官据为己有，付之东流。
当初，为了讨好尼克松，蒋介石不惜在外交上押宝，帮助尼克松大选。结果，反而得罪了肯尼迪。新中国从来不做这种“外交押宝”，结果，死硬的反共分子尼克松，却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主事人，主动伸手和中国握在一起。可以想象当年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会多么百感交集。
你的实力不足，就靠押宝投机，就算一时蒙对，也不能真正提高你的地位。相反，只要实力到了，即使从不押宝，也能稳稳成为赢家。
国家政治，恰恰不能“巧”，而要“拙”；恰恰不能处处省力，而要处处努力；恰恰不能只看结果，而要结果过程并重；总之，治理国家，不能太机灵太聪明，而要适当“笨”一些。重要的是，宁可暂时、眼前吃亏，也要不忘初心不失本色。